如何避免“国企改革”后遗症？

　　这些年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文献几乎失去了过去的“繁荣”，但今天国企改革却可能变成一个全新的话题，因为当这两年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宏观问题时，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却大大增加了，来自地方分散实验的结果和改革的经验得以迅速积累。前不久，ASIAFINANCE的记者来上海找我，要专门访谈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情况，而英国的STEVE则希望我能为他编辑的著作贡献一章国有企业改革的内容。这本书取了一个直截了当的名字，“中国的民营化”。

　　两个月前，我与另外几位经济学家一起从长沙考察国有企业改革的经验回来，紧接着上海的党政领导主持召开了关于加快国有资产改革的大规模会议。有意思的是，上海的改革重点是要改变国有资产的管理方式，也就是10年前从政府的工业局转变过来的所谓国有资产控股公司或企业集团，还不是国有企业本身。但长沙的改革已经是很彻底的了，而且因为彻底，所以成功了。不过，我在长沙考察期间的所见所闻让我一直在琢磨：长沙国企“民营化”的改革实验为什么现在可以成功？这个成功应该归功于民营化吗？我想不是，因为现在成功的正是民营化而不是因为民营化而成功。我相信，10年或20年前的民营化很难成功。

　　从1984年我们开始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