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视经济全球化的内容，包含着两个标准：一是商品技术标准的全球化；二是资本技术标准的全球化。后者的标志就是会计审计准则的充分趋同。
如果说早期的国际协调，旨在限制和缩小各国会计实务的差异，显得目标不清和力度较弱；那么，当下的全球趋同则是向着一致性目标的迈进、归附。趋同，就是搁置差异，就是强力靠拢，就是中心聚合！
在对待会计审计国际化的问题上，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是单独制定所谓国家化的会计准则或审计准则；二是既要会计审计的国际化，又要本国特色的国家化；三是顺应国际准则趋同的特征，使之与国家经济体制相适应，与会计发展战略相契合。
经济新，会计审计新。我们不可能背离转型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恢弘背景，不可能罔顾公共信息资源和国际通用商业语言的共享，而一味闭门造车。出台一套区域性和对抗性的会计审计准则，这不仅会增大投资者的理解成本，阻碍境外资本的流入，降低对外筹资的效率，更会成为国际上低估中国市场经济成熟程度的标尺，有违我国加入WTO的初衷，岂不慎哉？至于“既要……又要……”的诉求，首先是一种中庸的论调，不具有证伪性，无法判断对错；其次，人们在会计审计准则中所看到的某些特色，多是传统计划经济的色彩，正是需要改革的对象。何况从现实的演进看，追求双重目标的结果，往往会滑向会计审计国家化之一途。
我国即将构建完成的与国际相关准则趋同的独立审计准则体系和会计准则体系，不仅是会计审计界的战略选择，也是和谐会计的构成要素。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学者Rappaport就在《会计准则的经济影响》一文中指出：“对规范公司必须报告什么和如何描述其经济活动的准则制定过程来说，需要以一个更宽的眼界———而不是传统的技术会计角度来重新认识。会计立法者们必须具有更宽广的视野，仅仅作为一个会计专家是不够的。他们必须既谙熟会计，又能洞悉会计在经济环境中的作用及会计决策对经济环境的影响。”的确，会计审计准则的制定是一种政治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经济后果的直接延伸，就是行业发展战略的核心体现。
